最后，借此机会，我谨代表项目执行组向整个调查过程中一直提供支持的银监会领导和银行家群体，以及参与调查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所以，我们赋予任何个体行为的理性化解释，不能回避幸福感的研究。至于有限的意志力，这是一个基于值得争议的概念的行为学假设(关于意志概念)，此处不赘。
本科生经济学训练的核心内容是学会从千差万别的现象中辨别价的各种存在方式。与企业利润相关的另一个租概念，由马歇尔定义，称为准租(quasi rent)，即任何一项投入品所得的报酬高于使这项投入品不退出生产过程的报酬的部分。基于二阶预期的理性选择是在更低的水平卖出自己的股票，这是三阶预期。这里所说的根据(being given an account of)，是以共识为前提的(否则就难以解答葛蒂亚问题)。更深刻一些，阿尔奇安(A.Alchian)曾指出，什么决定价格？这是一个远比什么是价格更重要的问题。
这里需要解释：假如笔者反复且感受强烈地梦见一位早已逝去的朋友，笔者可能确信那位朋友仍然健在。租的存在方式之一是利润——熊彼特定义的仅仅与企业家创新活动相联系的利润，又称为企业家利润。……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方面的潜在风险及其防范不可低估。
[④]在1990年代新兴市场投资热潮中，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尤其是东亚）借贷项目背后有政府的隐含担保，而且自恃有能力以集体撤资要挟东道国政府承诺担保，即使发生危机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为其解套，他们普遍满足于借款国的表面繁荣而没有对这些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最后，他们的放贷狂热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而告终。再到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俄罗斯贬值卢布、停止国债交易而几乎倒台，并把整个华尔街拖向全局性震荡边缘。…… 本世纪以来，大陆和香港上市公司海外业务和海外资产的真实性已经不止一次在市场上引起过波澜。[④]【英】安东尼·桑普森：《金融巨子》，第16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潜在跨境金融风险存在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毕竟，在中国投资者海外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实践中，已经遇到了这种问题，近几十年国际投资史上这类案例更不罕见。
与密西西比泡沫大体同一时期，当牛津伯爵哈利向公众兜售其南海公司股票时，与金银矿藏满地的西属南美殖民地贸易是其宣称的无与伦比的利润源泉。而要想将跨境基础设施投资办好，我们就必须正视并防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浩大、回收期长、通常不能直接产生外汇收入特点中蕴含的潜在金融风险。倘若由中国投资者以BOT等方式开展股权投资运营，其资本密集特征决定了投资者为提高股本收益率而必然倾向于提高负债率，如何安全管理负债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且，自从199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取得长足进展，相应大大增强了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地区即使在全球经济金融版图上貌似无足轻重，其危机也能如同埃博拉病毒一般迅速蔓延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以至于在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Tequila Effect）、亚洲流感（Asian Flu）、俄罗斯病毒（RussianVirus），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要走出去，绝不是要送出去。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跨境金融风险的积累及其传导给予足够重视。中国货物服务出口占全世界10.7%，中东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合计占5.2%，其中中东北非占5.0%。三、正视基础设施高负债等特点的潜在风险 不仅如此，当前中国对外投资重点产业领域的特点也存在潜在金融风险。
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跨境金融风险 。2007年，上市公司杭萧钢构（600477）陷入安哥拉巨额合同疑云。
前言： 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2017年第15期（6月26日出版），基本上完整刊发。2016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6423元人民币（引自《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潜在海外风险资产（33688亿美元）折算合223766亿元，占当年中国GDP（744127亿元）的30%。
而当时西方各商业银行之所以如此作为，重要原因之一是各银行贷款官员权限太大，为赢得高额薪酬和晋升机会而采取进取型战略。美国众议院有关材料则将蚕食式征用定性为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外资政策的改变、强制国有化、借贷限制、雇佣外国人的限制、强制出口、价格统制，等等。……今年3月，西藏珠峰2016年年报显示海外业务营业收入猛增65.76%，但与缴纳的境外税金和产生的汇兑损益不匹配，引发上海交易所问询。在可预见的未来，存在风险的中国境外资产规模尚不能与国内资产规模相提并论，但这并不等于境外资产风险不足以对国内市场整体稳定性构成威胁。2016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直接投资项下关联企业债务资产已达2522亿美元，其他投资项下贷款资产5622亿美元，证券投资项下债券资产1502亿美元，潜在风险，不可无视。1909—1910年，当美国商人麦边将其面值每股100荷兰盾（当时约合60两白银）的兰格志股票哄抬到每股1000两白银天价向上海民众出售时，其炒作题材是因世界生胶价格猛涨而利润丰厚的南洋橡胶种植园。
倘若我们不能清醒认识并及时防范，重蹈上述西方贷款人覆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东道国方面，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异军突起的中国投资已经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企业争抢的香饽饽，这固然是好事，但我们不可忽视某些贸易伙伴政府的投资和经济发展计划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狂热程度： 有的贸易伙伴政府曾制定规模极为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设计投资规模相当于其GDP的250倍之多，且将投资资金来源全部寄望于中国投资。
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微小的扰动就有可能彻底扭转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使得整个东道国市场转瞬之间便从原本较好的稳定均衡崩塌到较差的均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资产价格暴跌，……跨境传染的连锁反应也由此触发。考虑到储备资产基本上属于低风险资产，本文将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视为潜在海外风险资产，以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对GDP比例衡量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程度。
[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4月号）》，第177页。社会凝聚力虚弱、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教派认同高于共同宗教认同，这是阿拉伯国家和几乎所有穆斯林国家千百年来的社会痼疾，导致这些国家社会、军事关系紧张，社会动荡乃至战乱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作为微观市场主体，资本输出国企业与放贷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同样会造成潜在跨境金融风险。二、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的宏观层次 根据历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整理计算，从2004年末到2016年末，中国海外资产从9291亿美元上升至64666亿美元，国际投资净头寸从2764亿美元上升至18005亿美元，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从3105亿美元上升至33688亿美元。早在1930年代，在其《阿拉伯通史》中，美籍黎巴嫩裔历史学家菲利蒲·希提就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列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任何国家的投资者而言，与国内业务相比，其它条件相同，海外业务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天然更大，因此更能吸引心怀不轨之徒从中上下其手。
[③]【美】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第三章贝杜因人的生活，第24页，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作为一个整体，阿拉伯国家当然是我国不可忽视的重要贸易伙伴，但不等于它对我国所有地区都是重要的大贸易伙伴。
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相当程度上应归咎于1970年代西方各商业银行竞相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第四，在防范跨境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企业道德风险方面，我们政府监管部门需要与更多东道国加强信息交流，但更需要鼓励中介机构开展跨国服务，通过市场机制为国内市场参与者打破跨境信息不对称，而又避免激励官僚主义机构膨胀失控。
在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市场上，东道国和国内投资者、贷款人过度乐观的预期、不切实际的投资大跃进计划、道德风险、……都会推动潜在风险日积月累。有的国家在制定对华经贸合作计划时，不断塞进自己希望的项目，却完全不考虑经贸合作应当互利、不考虑这些项目对中国有何利益。
总结蚕食式征用各类具体行为，可以将其定义为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并未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和政策改变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或实际上被取消，从而构成事实上的征用行为。五、应对潜在跨境金融风险 面对上述潜在跨境金融风险，我国政府与企业当如何处理？首要的是在宏观层次上充分发挥我国相对强得多的经济规划等专业技能，帮助东道国制定、实施更合理更可行的经济与投资发展计划，特别是要说服东道国充分认识到国内配套资源对吸引外资成败的关键意义，根据其国内配套资源确定合理的招徕投资规划。倘若海外中资基础设施项目利润汇回受阻持续时间长、涉及金额较大，按照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投资保证专门委员会《关于保护外国人财产的条约》第三条的注释，这已经构成蚕食式征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⑤]有可能危及母公司整体安全，甚至对母国市场产生可观冲击。发展中东道国多数面临外汇缺口压力，且将因美联储等西方中央银行加息、缩表而加剧，中国企业在这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项目能否如期如数汇回利润，不确定性较高。
有的国家军备开支浩大，有些年份占用了一半左右的财政支出，经济建设及民生投入严重不足，但不断追加提出希望中国投资项目，对自己国内配套资金等等经济资源考虑严重不足。SST中农清欠陷入僵局，是因为二股东新华信托质疑大股东中垦集团用于抵债的坦桑尼亚公司资产权属和真实性。
进取的勇气与冷静的盘算，缺一不可。四、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的微观层次 在微观层次，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相当程度上源于企业主体的道德风险。
中国希望与更多贸易伙伴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与发展机会，基础设施投资由此成为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力推的头号经贸合作重点，这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后来其内涵逐步丰富、发展，按照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投资保证专门委员会《关于保护外国人财产的条约》第三条的注释，蚕食式征用具体指不适当的独断性征税、限制汇款、禁止解雇、拒绝批准进出口原材料，等等。
